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它不是个阶段性的任务，而是党员干部一辈子都要练的基本功。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坚定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我们党始终成为有理想、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学”与“做”是辩证统一的。学是基础，做是关键；学是做的前提，做是学的实践；学是前因，做是后果。不学，不知如何做？为什么做？为谁做？做到什么程度？不做，无法证实学的有用，无法提高自己的能力，也无法检验学的内容和方法是否对头，更不能实现工作目标。学中有做，做中有学，学是为了做，做要不断学。学是做的开始，做是学的继续。学与做是一致的。当然，学不是死记硬背，学中有思，学中有悟，学中有解；这个解，是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做，不能照搬照套、依葫芦画瓢，做有联想，做有思考，做有判断，在思考、联想、判断中创新。学做结合的最好方法是，带着问题学，根据“学”的要求做，使做有标准，做有法则，做有指导。学是为了做，做中遇到问题再来学。如此循环往复，既增广了知识、扩大了眼界，又锻炼了意志、提高了能力。经验主义者，凭老经验办事，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本本主义者，不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考虑时空变化，用一个框框套所有问题，必然要闹出削足适履的笑话。
“学”和“做”的关系，就是“知”和“行”的关系。《尚书·说命》中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古人既强调“知先行后”的规律，又感叹“知易行难”的实际困境。孙中山先生赞成“知先行后”，反对“知易行难”。作为一个开拓时代的革命者，他从革命艰难竭蹶的探索中认识到，中国历经多年的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不在于不行动，而在于不知道应如何行动。“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为此，孙中山先生还作了“行易知难十证”。知难行易，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当然，这想，不能是异想天开的妄想，只能是循理而进的联想；不能是无中生有的空想，只能是实事求是的构想；不能是为一己私利或企图平步青云的痴想，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和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理想。
既要知“行之惟艰”，也应知“知之不易”。《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个步骤，均属于“学”的过程，而属于行的只有一个“笃行”。但一个“笃”字，限定了人们在行的过程中，要忠实履行义务、全心全意投入到行的实践中去。孙中山先生也说：“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此话尽显“行”之艰难。他逝世前还在《国事遗嘱》中谆谆告诫同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见，革命之“知”不易，革命之“行”亦不易。应该说“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是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和不同的阶段而说的。前者，是针对大政方针已定的执行者而说的，后者，是针对探索者、初创者和革命先行者而说的；前者，是就实现目标的建设过程而说的；后者，是就建设目标和建设路径的探索而说的。实际上，“知”和“行”是辩证的统一。求知，要行动；实现，也要行动。前者的行动是探索真理，后者的行动是实现真理。如果把“行动”等同于“行”，那么“知”和“行”都要“行动”，一个是以脑力探索为主的“行”，一个以体力行动为主的“行”；脑力探索中要有体力支撑，体力行动中要有脑力指导。在现代社会，做任何工作，都是“学做一体”和“知行合一”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既综合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和“知易行难”的学说，又超越了这两个学说，代之以“学”是基础和“行”是关键的理论。基础者，根基和前提也，无基础，无根基，即无立锥之地、无前进方向、无指导方针、无历史借鉴；关键者，事物运转之枢纽也，抓不住关键就等于放弃，放弃执行、放弃建设、放弃努力，空有思想、计划、实施方案又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党员干部，既学得不深，又做得不实。学时，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思考、不研讨，大而化之，照抄照搬，靠秘书出主意、拿方案；做时，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关在会议室里立军令状，在电话里听汇报，下基层走马观花，不能亲临一线调查研究。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及时纠正。
（安徽省皖西学院教授 程东峰）
